孙中山与阳明心学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6-11-04 20:12 分类:国学宣讲 浏览:3212 评论:0 点赞:1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为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撰写《建国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系统建设工程——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其中既有世界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经验,又蕴含着中国元素。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为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撰写《建国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系统建设工程——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其中既有世界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经验,又蕴含着中国元素。本文仅就“心理建设”,透视它与传统心学的渊源关系,并从中得到启迪。

《心理建设》为《建国方略》之首篇,文中阐述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其内容折射出传统心学的影响。“心为本”论,是心理建设的理论基点,他提出“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呼吁:“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又提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心之用大矣哉”,认为世界的一切事与物,皆本源于“心”,犹如陆九渊所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语录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年谱》)。孙中山同心学家一样,十分强调人的精神与意识的重要作用,他认定“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有如陈献章所说,“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陈献章集·论前辈言銖视轩冕尘视金玉》)。基于此,孙中山认为在民国初年,新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能否破“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可以说,孙中山明显地接受王阳明“剿心中贼”的说法。

孙中山认为,宇宙由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构成,并依据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而提出。宇宙进化经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与“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宇宙起源于物质,精神是物质世界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所特有的。与此同时,他强调精神的作用,认为“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当他着眼于社会问题时更多地体会到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之重要。从总体上看,他融汇了西方的新理念,并在传承心学中有所创新。

传统心学,从陆九渊到陈献章、湛若水,再到王阳明,在学理上都非常注重“心”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旨趣都是唤醒人的道德本性,而后达到维系道德纲常,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孙中山则提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并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明确提出人类进化的规律是“互助”而不是“竞争”,视道德为人类发展的动力,强调这一进化规则有别于一般的动物。正是从重德的立场出发,他阐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传承了心学的“人禽之辩”理念。他指出,宇宙发展进入人类阶段后,“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这是说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人脱离了兽性,生存在社会之中,“互助”是人类进化的道德力量。他强调“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互助便是社会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三种人,彼此的“相识”“相亲”和“相助”,在互助中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与发展。

孙中山的互助论,体现了传统儒家,特别是心学的“人禽之辩”观。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有道德,“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孟子·告知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注释说:“饮食男女,人有此性,禽兽亦有此性,未尝异也。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兽不能知义也。”王阳明说,“良知”是天理,是人的本心,“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可以说,“人禽之辩”说,是互助论的理论出发点。同时也应该看到,孙中山在比较人类与其他物种时,借助了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生物学、社会学。他从宇宙发展的必然性高度,来揭示“互助”为人类进化原则,强调是否依循互助进化原则,关系着人类社会的“昌”与“亡”。由此足见,孙中山对心学的传承,并非要回到古代,而是站在现代科学前沿,以新的时代精神,弘扬与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这无疑为后人提供典范。

“知难行易”说,是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的重头戏,文中对知行关系的阐述,拉近了与心学的距离,又展示出他对心学知行观的创新。

孙中山在谋划心理建设时,特别关注人的认知方法,把变革传统知行观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审视民国初年党内外出现的思潮时,发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维定式,“夺吾人之志”,“迷亿兆人心”,成为“心理之大敌”,令人“痛心疾首”。于是,提出,“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实则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乃为真理”,主张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试图从理论的深处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儒家的认知论,也是明代心学的重要命题。《尚书·说命中》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一古老的格言,体现着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并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迄至宋代,思想家们对知行的关注,不再停留在“难”与“易”的探讨,不论是朱熹的“知行常相须”,湛若水的“体认兼知行”,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命题,都是主张知与行相合一。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孙中山在检讨传统的知行观时,论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一方面,肯定“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肯定“‘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另一方面,又指其仍然保留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意,“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指出阳明只是说了“合知行于一人之身”,而时至今日,“以科学愈明,则以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或许孙中山对王阳明的批评过于苛严,但是他站在科学昌盛时代的新高度,以科学时代的视角,去重新考量明代心学的“知行观”,从而创新传统的学说,使之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无疑昭示着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思想硕果,突破了传统的说法,不仅把传统“知”与“行”孰“难”孰“易”的位置颠倒过来,并在新时代的高度上,去阐发新学理,创新传统的知行观。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知”与“行”作了明确的界定,提出“知”即“真知识”,而且“必从科学而来”,即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包括“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以及“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其定义超越了传统儒学对“行”的界定,已蕴含了“社会实践”的广泛内涵。

其二,在基本内涵上,颠覆了“行”比“知”难的传统观念,力图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心理定势。孙中山以十件大事来论证人们的本能和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基础的、广泛的,也是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情的本质,得到真知却十分难,只有近代的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文理之学等诞生后,人们才开始知道种种的道理。在孙中山看来,科学知识、革命理论,都来之不易,比起人的本能行为或一般行为,要难得多,故说“知难行易”。

其三,揭示了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步积累而形成系统科学理论的过程。孙中山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其四,揭示了“知”较“行”具有更高的品格。指出“行”是基础,“知”是指导,在知行关系上提升了“知”;虽肯定“行”是基础,但更强调“知”即理论,对“行”的指导作用,理论高于实践;“知”指导“行”,并使“行”更易,更有成效。他虽肯定“行”的基础性与普遍性,但他更强调“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指出在科学昌明时代,人们的活动,总是“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无论何事均能“指日可以乐成”。

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展示了人类新历史阶段的新思维方式。美国现代化研究著名学者英格尔斯,他曾把“尊重知识”“计划现在与未来”,作为现代人的首要特征,认为做事之前,是否先有计划和打算,是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区别所在;指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徒有空名”(《人的现代化》)。应该说,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创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在科学昌盛时代,科学、知识、主义对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知”具有更高的品格,因而告诫人们,在新的科学时代,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进行变革。(黄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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