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这五年:看中国开放3.0重塑全球化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以“引进来”为主的开放1.0和以“走出去”为主的开放2.0 两个阶段。“十三五”这五年,我国将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开放3.0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方面要把全球资源“引进来”在国内配置,另一方面也会“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

“十三五”这五年,我国将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开放3.0阶段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以“引进来”为主的开放1.0和以“走出去”为主的开放2.0 两个阶段。“十三五”这五年,我国将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开放3.0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方面要把全球资源“引进来”在国内配置,另一方面也会“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将出现一批更加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完成遍布全球的生产网络和经营网络;同时,不断在更高水平上统筹国内国际分工,引领全球价值链;进而全面参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形成影响全球的中国话语权。

引领全球价值链,朋友圈覆盖全球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由最初的适应和嵌入他国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升级为部分引领和主导全球价值链。我国企业最初的角色是世界的生产车间和组装车间,是“世界工厂”;之后,开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利用产品、技术、品牌或管理的比较优势,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并吸纳当地企业或第三国企业参加,构建自己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实现自己全球价值链向海外延伸。但是,中国跨国公司也面临较大挑战,一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为低端且竞争伙伴集中的层面,二是提供支撑和服务的现代服务业远远落后于跨国公司发展的步伐。

在进入开放3.0阶段的“十三五”这五年,我国的跨国公司将建成中国企业主导和引领的全球价值链,构建中国企业的国际分工体系,连接全球企业和产业,释放中国的产能,形成覆盖全球的朋友圈。我国跨国公司一方面能够适应全球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产品差异化竞争力,形成一批中国自主的国际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全面掌握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能够完成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同时,与之配套的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广告业、职业中介服务等商务服务业,以及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和租赁等金融业也将获得长足发展,可以支撑我国跨国公司引领全球价值链。

中国企业国际化,跨国公司遍布全球

我国跨国公司发展起步较晚,1979年10月成立了首家真正意义上跨国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9年,中国银行第一次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标志着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商业的评价体系。此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企业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跨国公司数量越来越多,进入世界500强的队伍不断壮大。2015年7月公布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我国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上榜企业数量达到106家,稳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128家),远远超过日本(54家)。其中,3家中国企业稳居前十,中国石化更是取代了壳牌石油位列第二。

在进入开放3.0阶段的“十三五”这五年,我国的跨国公司将更加发展壮大。中国跨国企业将在全球各地办厂开店、买矿置地、并购入股、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和网点,完成对自己生产经营网络的构建,实现在全球范围整合利用资源和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增强其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提升其管理和人才的国际化水平,进而形成国际化经营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跨境并购投资和跨国经营,获得全球品牌、技术等战略性资产,提升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网络。

书写国际新规则,话语权影响全球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和中国服务也必须“走出去”,为跨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进而更好地带动中国资本、中国企业和中国装备走向世界。目前,我国的高铁、特高压等一系列中国标准已经在国际上抢到了制定标准的话语权,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国际标准体系。在中国跨国企业走向世界,引领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标准、中国规则乃至中国价值也要走向世界,形成全球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制度性依赖,为我国产业升级和打开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在进入开放3.0阶段的“十三五”这五年,我国跨国企业将在更多的行业掌握国际标准,形成企业的国际话语权。与之相适应,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将获得相应的提高。在“规则为王”的时代,牢牢抓住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打造我国的全球话语权。一方面,中国将积极参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现有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也将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运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构建全球自贸区网络,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提升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建立“共同制定的规则”,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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